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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衡老師,永別了!

84770548_6404e0a5ba_b 我所感念的于衡老師,今天上午病逝,享年八十五歲。他是成就輝煌的新聞記者、備受尊敬的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我的新聞學啟蒙導師。

他的事蹟,已成新聞界傳奇。一九八一年,他因病在榮總住院,散步時,發現有個病房門禁森嚴,頓時病意全消,多方窺探,終於乘隙潛入,見到被軟禁數十年的張學良,完成轟動全球的獨家專訪;一九九七年,他的老友歐陽醇病重,住在加護病房,每天只有兩三個時段開放探病,他覺得探病時間太短,儘管年近八旬,還是偷穿白袍、冒充醫生、混入病房,盡情陪伴老友。

我有幸當他的學生,接受他的言教、身教,也追隨他的腳步,先後在報界和學界工作。去年在王洪鈞老師的追思會上見到他,他已舉步維艱,我握著他微顫的手,感慨歲月無情、老師已老;沒想到這一握竟成永別。

我在去年五月曾寫「于衡老師,好久不見!」一文,記述我對他的感念,現在重貼,無比感傷:

........................................................................................................

在王洪鈞老師的追思會上,見到十幾年不見的于衡老師,激動得濕了眼眶。

兩三年前就聽說于老師臥病,一直想去看他,遲未成行,沒想到今天在此相見。

于老師老了。我向他致意,他已經認不出我,只是禮貌性地和我握手,那一握,是虛弱的,和他嘴角、雙腳一樣,帶著輕輕地顫抖。

于老師和王洪鈞、歐陽醇並稱新聞界的三劍客。曾經擔任聯合報和公論報採訪主任,曾經全球獨家專訪張學良,曾以自傳《烽火十五年》獲得國家文藝獎,曾任教育團體立法委員,曾在輔大大眾傳播系和師大社教系新聞組任教數十年,十幾年前退休,漸漸從公眾場合隱退。

我大一時,于老師教我新聞學。他重視古文,開學不久就吟誦詩詞,要我們默寫,我從國中起每天背一首詩詞,幸運拿下全班最高分。他很高興,在全班面前大聲喊 著說:「我向你國中和高中的國文老師致敬!」。後來,他把研究室鑰匙交給我,准許我用他的研究室唸書,唯一的限制是不准帶女孩子去。

于老師長期跑黨政新聞,又當立委,對政治很敏感、對黨國很忠貞。有一回問我哪裡人,我說:「宜蘭人」,他立刻直起身子問我:「有沒有入黨」,我答: 「沒有」,他就提高聲調責問:「為什麼不入黨?不要跟黨外走那麼近!」後來,黨外力爭組黨、遊行示威不斷,他怕我們跟著上街頭,就在課堂上說:「政治是我 們這一代的事,你們的責任就是乖乖把書念好」。

他的政治觀點我不完全認同,但他的處事原則,卻深深影響了我。他的原則,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被動的友善」:保持關心、隨時待命,但不主動、不主導,只 有在對方真正需要、也願意接受時,才付諸行動,他說這樣既能尊重對方也能避免誤會。「被動的友善」也漸漸成了我與人相處的原則,這既是于老師的影響,也是 我自己的個性使然。

上一次見到于老師是十一年前的事。他邀我和自由時報現任總編輯到他家,看輔大為他辦的退休茶會錄影帶,他邊看邊談新聞生涯和教學故事,還滿懷雄心壯志的要 編書、發展有線電視台、開報紙專欄。後來聽說他編書虧錢、有線電視台沒辦成、開報紙專欄未能如願,健康也不如從前……。直到今天,才再度見到他。

他的時代漸漸過去了。但他的努力、他的成就、他的報導、他的著述,不應該被新聞學術界和實務界遺忘,尤其不應該被他奉獻數十年的輔大傳播三系遺忘。而我個人更不能也不敢忘記他對我的照顧、鼓勵和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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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阿孝的人物寫真是情深義重

阿孝老師:
我是第24屆畢業生
上星期五(01/20)你到我們公司講授新聞寫作課程
讓我重新想起以前在學校聽你講課時的感覺
熟悉的聲調 及很多剪報範例
彷彿又回到了在108教室上課的時光

很抱歉 我們的課程時間排的很緊
所以 我無法好好兒的跟你打聲招呼 向你問好
這麼多年了 還是很感謝你當年的教導
可以當你的學生及學妹
真的很幸運
希望我們都一起加油

對不起,我不是新聞人.也和新聞界沒有任何接觸,純粹只是想表達一下
不同的看法.

在過去這幾十年來,有許多國家逐漸的從威權轉向民主.從台灣,鄰近的
韓國,菲律賓,到遙遠的智利,波蘭.這些國家轉變的過程中,第一波站
出來對威權政府發聲的,有律師醫生,作家,教授教師,記者報人,工學
農運領袖,宗教領袖.這些人,有的有較高的社會經濟資源,有的能接觸
到不同的社會層面,有的本來就是一小批人的領袖,也有的是本著知識份
子的良心.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自然也是如此.但是台灣和其他國家的轉變還是有一點
不同.就是上面所說的這些人,有一個職業或階級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幾
乎沒有留下任何足跡.是哪個?

記者報人.

我不是指在威權時代打壓以後以記者為職志的人.而是受過完整新聞教育,當時已經在主流媒體任職的專業新聞人.

就算是今天的中國,打擦邊球,或被迫流亡的異議人士,記者報人也沒有
缺席.

我不是來吐槽的.只是想要請問,在過去威權專制的時代,新聞記者的原
則和良知,如果和黨國的原則相衝突的話,是哪個原則為先?

在過去的威權時代,先是專業新聞人,後來春風化雨數十年.一生以新聞
為業.就算不能參與,怎麼教出整整一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完全缺席的
新聞人?

不要說缺席了,新聞界當初是民主化的助力還是阻力,我們心理都有數.

再聲明一次,我不認識任何新聞人,也對任何人沒有惡意.于衡老師當然
有可能是個認真盡責努力的老師,好父親,好丈夫.但是,非常非常的抱
歉,我無法不去聯想到,納粹時代的法律人.


Thala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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