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在懸崖邊緣

——〈台灣報紙版面政治學初探〉第四節初稿（1980-1986）

一九八○年代，是台灣快速變遷的年代。儘管戒嚴依舊，但威權體制鬆動，一九八○年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一九八七年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在此同時，台灣經濟起飛，社會力量蓬勃發展，消費者、環保、勞工、婦女、原住民、農民、學生運動蜂起。這時期政治改革、股市投資、社會運動漸漸成為人民關切的議題，報紙的頭版和二版仍是蔣總統新聞和以官方觀點為主的政治新聞，但原本社會新聞掛帥的三版開始改版回應社會變遷。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聯合報宣布將社會新聞從第三版移到第五版，第三版改為現代生活版，報導生態、科技、生活、教育、人文、人民權利義務及社會價值變遷等題材，中國時報隨後跟進。這一改版，不僅結束了長達三十餘年的社會新聞掛帥時代，也顯示社會的多元化和經濟的發展，已開闢出政治、社會之外的新聞礦場，聯合報老闆王惕吾即表示第三版的改革是要「配合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擴大其影響力」（黃年編，1991）。

報紙主題改革的同時，標題和版面的變革也同步進行。

在標題方面，形式簡化、用語白話漸成風氣。這一來是因為台灣進入工商社會，大眾生活節奏加快，沒有閒情逸致欣賞標題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戰後出生、聯考出身者漸漸成為報社編輯的主力，他們國學素養遠遠不及老一輩編輯，既沒能力也無興趣耍弄標題詩，漸漸「將標題的旨趣從抒情轉為析理，將標題的詞彙自主觀的創造或影射改為就新聞內文進行客觀的採擇」走上「編輯易做，讀者易懂」，樸素而不失生動的標題風格（黃年編，1991）。

在版面方面，一九八○年代，電腦打字和照相打字先後引進報社，編輯能夠使用的字體和編排的彈性大幅擴充；在此同時，學界徐佳士（1973）、朱自成（1985）和業界陳裕如（1985）先後發表版面設計研究報告和建言，主張增加欄高、取消欄線、打破梯形、改採矩形規劃 ，為版面改革指出方向；漸漸地，原以標題為重心的編輯，陸續開始進行版面創新的嘗試，中國時報三版主編在一九八○年十一和十二月增額中央民代選舉期間，連續變換出十八種不同的頭條新聞編排方式，就轟動新聞界，成為一代傳奇；接續查仞千主編聯合報三版的涂明君把她過去編英文報、民生報及雜誌的經驗帶入，以平面設計或平面規劃的概念來經營版面（黃年編，1991）。

這些變革，在一九八○年代陸續啟動，到了一九八八年報禁開放後紛紛開花結果，成為新一代編輯典範。

在這個威權體制鬆動但戒嚴桎梏仍在的時代，媒體報導新聞往往在自由和保守間擺盪，曾在中國時報工作超過十年的南方朔就剖析老闆余紀忠的複雜性，他說，當時的政治環境非常險惡，余紀忠又想做一個自由派的報人，他每天都在猶豫、權衡、拿捏輕重間傷透腦筋。他要面對現實政治，又想和年輕同事強調新聞人的風骨，內心非常複雜（林照真，2002）。

當時報人在複雜處境和心境下，往往得設法在兩難中求取兩全之道。這種膽識和智謀，在自立晚報總編輯顏文閂處理中正機場事件的版面上，表現得最淋漓盡致。

顏文閂一九四五年出生的戰後世代第一批記者，原在聯合報工作，擔任採訪組副主任，在一九八一年轉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五年後，也就是一九八六年底，流亡海外的許信良兩度欲從中正機場闖關回台。十一月卅日，前往接機的群眾與軍警激烈對抗；十二月二日，許信良再度闖關，這回接機群眾在前往機場的路上，就遭到軍警毆打，連部分路過的民眾也遭了殃。當時有數十位記者在場目擊，但第二天沒有任何一家早報報導。顏文閂與記者、採訪主任開會後，決定對這個事件作「適當」的報導。

所謂「適當」的報導，據顏文閂說，十二月三日的新聞處理，他保留了三十％，「警察施暴力的照片，也決定不用。全部的稿子送來，我仔細過濾感情、色彩過濃的詞句，和對暴力恐怖細節的描寫」。顏文閂說，「在台灣新聞界幹久了，人人都學會了『自抑』的新聞處理法」、「雖然經過充份自抑，但我們始終堅持我們報導的真實性。這是新聞工作者最低的、無法讓渡的原則了」（陳映真，1988）。

我們翻開當天自立晚報的二版，只見警方以拒馬隔離群眾、黨外大老余登發被「請」出抗議現場兩張照片，所有警察施暴的照片都被「自抑」掉了；頭條標題「軍警戒備機場、值勤態度強硬；卅餘民眾被饗以警棍拳腳；雖經指揮官制止仍難平息」，白話敘述中，以「指揮官制止」一語將事件定位為基層軍警失控，而非長官授意，避開與黨政決策者的正面衝突，這可能是他對事實的認知，也可能是他兼顧記實理想與避禍現實的智謀。

顏文閂在事件後接受人間雜誌的專訪時指出：他決定報導，是因為深信機場上少數軍警的脫法行為，絕非執政黨和政府決策者所授意，而是部分執法人員沒有充分瞭解執政黨民主與改革的最高政策，「反而阻撓和破壞了好政策」；儘管事件見報後，有關方面不免有一時之痛，但是從整個社會、國家和國民黨的長遠利益來看，可免去千秋的悔痛；因此，他作為一個國民黨員、一個報人、一個國民的責任，考量整個社會、國家和國民黨的長期利益，還是覺得非報導不可（陳映真，1988）。

這種「諍臣」風格與獨立監督政府的「第四權」概念還相距甚遠，卻是那個時代是最能兼顧理想與現實、甚至是最勇敢的作法。當時的人間雜誌就以顏文閂為封面人物，並以「石破天驚」為題，讚揚他在戒嚴體制下敢於報導執政者負面新聞的勇氣（陳映真，1988）。

顏文閂闡述自己報導要領說：「第一是瞭解整個政權發展及內部運作，第二，需要講究文字的用字，不能直來直往，還有，能夠報導的要盡量報導」。「你知道整個政權的背景是什麼，就知道你的底線在哪裡；如果不知道的話，當然是越退越安全，因為怕不小心掉下去」。「我或者比較知道我自己的位置和那懸崖間的距離實際上有多寬。也許別人不但不知道還有一個安全空間，還拼命往後退縮，搞得自己步步驚心、舉步艱難」 。

這是當時有志揭發真相的報老闆、總編輯和基層編輯必須有的膽識和謹慎，換言之，這時代的戒嚴統治和新聞管制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嚴峻，新聞編輯只要審時度勢、拿捏好分寸，還是可以有所作為。

Comments

[PowerOp]

「罪淋漓盡致」應該是「最淋漓盡致」？

[阿孝]

謝謝指正，已修正。

[St. Richus]

「顏文閂一九四五年出生的戰後世代第一批記者」，好像少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