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報紙版面政治學初探〉第四節初稿(1980-1986)
一九八○年代,是台灣快速變遷的年代。儘管戒嚴依舊,但威權體制鬆動,一九八○年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一九八七年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在此同時,台灣經濟起飛,社會力量蓬勃發展,消費者、環保、勞工、婦女、原住民、農民、學生運動蜂起。這時期政治改革、股市投資、社會運動漸漸成為人民關切的議題,報紙的頭版和二版仍是蔣總統新聞和以官方觀點為主的政治新聞,但原本社會新聞掛帥的三版開始改版回應社會變遷。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聯合報宣布將社會新聞從第三版移到第五版,第三版改為現代生活版,報導生態、科技、生活、教育、人文、人民權利義務及社會價值變遷等題材,中國時報隨後跟進。這一改版,不僅結束了長達三十餘年的社會新聞掛帥時代,也顯示社會的多元化和經濟的發展,已開闢出政治、社會之外的新聞礦場,聯合報老闆王惕吾即表示第三版的改革是要「配合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擴大其影響力」(黃年編,1991)。
報紙主題改革的同時,標題和版面的變革也同步進行。
在標題方面,形式簡化、用語白話漸成風氣。這一來是因為台灣進入工商社會,大眾生活節奏加快,沒有閒情逸致欣賞標題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戰後出生、聯考出身者漸漸成為報社編輯的主力,他們國學素養遠遠不及老一輩編輯,既沒能力也無興趣耍弄標題詩,漸漸「將標題的旨趣從抒情轉為析理,將標題的詞彙自主觀的創造或影射改為就新聞內文進行客觀的採擇」走上「編輯易做,讀者易懂」,樸素而不失生動的標題風格(黃年編,1991)。
在版面方面,一九八○年代,電腦打字和照相打字先後引進報社,編輯能夠使用的字體和編排的彈性大幅擴充;在此同時,學界徐佳士(1973)、朱自成(1985)和業界陳裕如(1985)先後發表版面設計研究報告和建言,主張增加欄高、取消欄線、打破梯形、改採矩形規劃 ,為版面改革指出方向;漸漸地,原以標題為重心的編輯,陸續開始進行版面創新的嘗試,中國時報三版主編在一九八○年十一和十二月增額中央民代選舉期間,連續變換出十八種不同的頭條新聞編排方式,就轟動新聞界,成為一代傳奇;接續查仞千主編聯合報三版的涂明君把她過去編英文報、民生報及雜誌的經驗帶入,以平面設計或平面規劃的概念來經營版面(黃年編,1991)。
這些變革,在一九八○年代陸續啟動,到了一九八八年報禁開放後紛紛開花結果,成為新一代編輯典範。
在這個威權體制鬆動但戒嚴桎梏仍在的時代,媒體報導新聞往往在自由和保守間擺盪,曾在中國時報工作超過十年的南方朔就剖析老闆余紀忠的複雜性,他說,當時的政治環境非常險惡,余紀忠又想做一個自由派的報人,他每天都在猶豫、權衡、拿捏輕重間傷透腦筋。他要面對現實政治,又想和年輕同事強調新聞人的風骨,內心非常複雜(林照真,2002)。
當時報人在複雜處境和心境下,往往得設法在兩難中求取兩全之道。這種膽識和智謀,在自立晚報總編輯顏文閂處理中正機場事件的版面上,表現得最淋漓盡致。
顏文閂一九四五年出生的戰後世代第一批記者,原在聯合報工作,擔任採訪組副主任,在一九八一年轉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五年後,也就是一九八六年底,流亡海外的許信良兩度欲從中正機場闖關回台。十一月卅日,前往接機的群眾與軍警激烈對抗;十二月二日,許信良再度闖關,這回接機群眾在前往機場的路上,就遭到軍警毆打,連部分路過的民眾也遭了殃。當時有數十位記者在場目擊,但第二天沒有任何一家早報報導。顏文閂與記者、採訪主任開會後,決定對這個事件作「適當」的報導。
所謂「適當」的報導,據顏文閂說,十二月三日的新聞處理,他保留了三十%,「警察施暴力的照片,也決定不用。全部的稿子送來,我仔細過濾感情、色彩過濃的詞句,和對暴力恐怖細節的描寫」。顏文閂說,「在台灣新聞界幹久了,人人都學會了『自抑』的新聞處理法」、「雖然經過充份自抑,但我們始終堅持我們報導的真實性。這是新聞工作者最低的、無法讓渡的原則了」(陳映真,1988)。
我們翻開當天自立晚報的二版,只見警方以拒馬隔離群眾、黨外大老余登發被「請」出抗議現場兩張照片,所有警察施暴的照片都被「自抑」掉了;頭條標題「軍警戒備機場、值勤態度強硬;卅餘民眾被饗以警棍拳腳;雖經指揮官制止仍難平息」,白話敘述中,以「指揮官制止」一語將事件定位為基層軍警失控,而非長官授意,避開與黨政決策者的正面衝突,這可能是他對事實的認知,也可能是他兼顧記實理想與避禍現實的智謀。
顏文閂在事件後接受人間雜誌的專訪時指出:他決定報導,是因為深信機場上少數軍警的脫法行為,絕非執政黨和政府決策者所授意,而是部分執法人員沒有充分瞭解執政黨民主與改革的最高政策,「反而阻撓和破壞了好政策」;儘管事件見報後,有關方面不免有一時之痛,但是從整個社會、國家和國民黨的長遠利益來看,可免去千秋的悔痛;因此,他作為一個國民黨員、一個報人、一個國民的責任,考量整個社會、國家和國民黨的長期利益,還是覺得非報導不可(陳映真,1988)。
這種「諍臣」風格與獨立監督政府的「第四權」概念還相距甚遠,卻是那個時代是最能兼顧理想與現實、甚至是最勇敢的作法。當時的人間雜誌就以顏文閂為封面人物,並以「石破天驚」為題,讚揚他在戒嚴體制下敢於報導執政者負面新聞的勇氣(陳映真,1988)。
顏文閂闡述自己報導要領說:「第一是瞭解整個政權發展及內部運作,第二,需要講究文字的用字,不能直來直往,還有,能夠報導的要盡量報導」。「你知道整個政權的背景是什麼,就知道你的底線在哪裡;如果不知道的話,當然是越退越安全,因為怕不小心掉下去」。「我或者比較知道我自己的位置和那懸崖間的距離實際上有多寬。也許別人不但不知道還有一個安全空間,還拼命往後退縮,搞得自己步步驚心、舉步艱難」 。
這是當時有志揭發真相的報老闆、總編輯和基層編輯必須有的膽識和謹慎,換言之,這時代的戒嚴統治和新聞管制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嚴峻,新聞編輯只要審時度勢、拿捏好分寸,還是可以有所作為。

「罪淋漓盡致」應該是「最淋漓盡致」?
Posted by: PowerOp | 2004.12.16 at 12:19 下午
謝謝指正,已修正。
Posted by: 阿孝 | 2004.12.17 at 06:33 下午
「顏文閂一九四五年出生的戰後世代第一批記者」,好像少了什麼……
Posted by: St. Richus | 2004.12.19 at 01:58 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