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嚴、報禁、標題詩

——〈台灣報紙版面政治學初探〉第三節初稿（1950-1979）

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遷台。在戰火未熄、內部不穩、國際孤立、經濟困窘的背景下，國民黨開始建立「軍事的—威權侍從體制」來維繫政權，亦即「以蔣家為核心之統治權力機器，一方面以軍事戒嚴、動員戡亂等為名之非常法制架構下，透過無所不在之特務、社會控制及意識形態來控制社會，另一方面則在壟斷性之國家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上，透過前近代性格的『保護主—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來分配政經利益給其追隨者或結盟者，以獲取後者的政治效忠或支持，從而非正式地增強統治權力核心所遂行之威權統治之正當性。」（杭之，1990：101-102）。在威權體制下，編輯受到新聞管制和報禁政策的雙重箝制，揮灑空間大受侷限。

在新聞管制方面，國民黨一面以反共復國的政治訴求、以宣揚國策的新聞理論，對編輯進行教化，一面在報社內部建立新聞黨部、並動用情治系統對編輯進行監控；同時以嚴苛的法令嚇阻或懲處異議編輯，例如《戒嚴法》第三條規定為中共作正面宣傳的言論與著作、誹謗國家元首、煽動政府與人民的敵對情緒、違反反共國策者，都是煽動叛亂。

在報禁政策方面，報紙同時受到三重限制，一是限張，一九五○年限制報紙每日只能出版一大張半（六個版）、一九五七年放寬為兩大張（八個版）、一九六六年擴增到兩大張半（十個版），一九六九年起限制為三大張（十二個版），從此二十年不變；二是限證，一九五一年開始限制新報成立，這讓台灣報紙數量長期維持在卅一家，其中黨政軍直營十五家，而民營的十六家中也大多由黨國信賴者經營，新的競爭者難以加入；三是限印，一九六○年起限制一家報紙只能設置一個印刷廠，不能跨地印刷。三重限制中，以限張對編輯影響最大，報紙為了在狹隘的三大張版面那擠進越來越多的新聞，只能不斷的縮小字體、照片、留白，犧牲版面美感。

威權統治下，報紙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主要是政治新聞的專區，兩代蔣總統的新聞更是當然的頭版頭條，不僅政策宣示是頭條、重大節日文告（如元旦、國慶、光復節、除夕）是頭條，在蔣中正時代，連他生日都是頭版頭條，而且標題歌功頌德、年年如此。例如：中央日報一九六五年標題說：「日月同光、河山並壽；欣逢總統蔣公華誕，全國今日熱烈慶祝」，六六年「河山並壽、日月同光；今逢總統八秩華誕，全國同胞熱烈慶祝」，六七年「河山並壽、日月同光；欣逢 總統蔣公華誕，全國軍民熱烈慶祝」，六八年「日月同光、河山並壽；今日欣逢總統華誕，全國軍民恭祝萬壽」，六九年「日月同光、河山並壽；欣逢總統蔣公華誕，舉國歡騰恭祝嵩壽」，七○年「河山並壽、日月同光；欣逢總統蔣公華誕，舉國歡騰恭祝嵩壽」，七一年「河山並壽、日月同光；欣逢總統蔣公華誕、舉國騰歡恭祝嵩壽」，年年重複，而且「總統蔣公」前還得空半格以示敬意。等到蔣中正過世，各報報頭紅字全部改為黑字，為他戴孝。

政治八股盤據頭版和二版，想要發展的報紙只能將重心放在第三版，全力報導社會新聞和人情趣味故事來吸引讀者、開拓報份，原本經營困難的中國時報（前身為徵信新聞）和聯合報就是以此起家，超越當時雄霸報壇的中央日報和新生報 。在兩大報發展社會新聞和人情趣味故事的過程中，大陸來台、國學根基深厚，又受上海報紙風格與章回小說影響的編輯們，以如押韻對仗的標題來增添新聞韻味，開創了風行數十年的「標題詩」時代（黃年編，1991），聯合報三版編輯王潛石（于衡，？？）、查仞千就是個中翹楚，他們的作品如：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台北市士林區山上的尼姑庵昭明寺，半夜窗門經常撼動，群尼不敢入睡。三月八日報紙標題說：「尼動心中鬼、風敲月下門。蕭蕭禪院迢迢長夜，聲聲怪響忐忑驚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兼具男女兩性性徵的田徑選手姚麗麗在台大醫院接受吳家鑄醫師的生理矯正手術，成為完全的女人。標題說：「乾坤再造、神奇一刀；肥了櫻桃、瘦了芭蕉。吳家鑄昨宣布矯正手術成功，一月後的麗麗全身都是女性」。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台東紅葉棒球隊擊敗嘉義垂楊隊，贏得全國少棒錦標賽冠軍，標題是「東台小將一棒響、滿山紅葉壓垂楊。大膽成軍、嚴格訓練、將士用命、才有今天」。

標題詩的創意和政治八股恰成強烈對比，在這個版面設計和圖像處理因為限張政策而難以發揮的時代，標題成為編輯展現才學、一爭高下的領域，標題名家廣受崇敬，如王潛石、查仞千在一九六○年代所做的上述標題，筆者在一九八八年入行時，仍聽老編輯在津津樂道。

在這個政治高壓、張數受限、標題詩盛行的時代，最能反映編輯處境和才氣的，莫過於劉自然事件、廖文毅事件和中壢事件，以下以聯合報為例進行分析：

一九五七年三月廿日，駐台美軍上士雷諾，在陽明山寓所開槍擊斃台北市民劉自然；五月廿三日美軍法庭宣判雷諾無罪，台灣輿情譁然，隔天聯合報三版標題說：「連開兩槍算是自衛、雷諾殺人宣判無罪，辯護人史梯爾說雷諾是好人，泉下難對證劉自然死得冤枉」、「雷諾作供漏洞百出、陪審人員輕予採信」，同時登出劉自然遺孀的親筆聲明「我向社會哭訴」，頭版社論標題更直接地「抗議美軍蔑視人權」，義憤之情，溢於言表。

廿四日上午，劉自然遺孀和憤怒的群眾湧到美國大使館前抗議，結果情緒失控，多人翻牆衝入使館，搗毀辦公室，焚燒汽車和美國國旗，毆打美國官員，敏感的台美關係為之震盪；蔣中正趕緊接見美國大使，澄清「決非此間有任何反美運動」（中央社，1965），行政院長俞鴻鈞引咎辭職但獲慰留，負責台北治安的軍憲警首長全遭撤換，參謀總長還下令三軍全面取消例假應變。情勢頓時陷入緊張，這時的聯合報新聞言論角度緊急轉彎，一反先前「抗議美軍蔑視人權」的態度，轉而在二十六日頭版發表社論「大處著眼論中美邦交」。

報紙緊急轉彎，但國民黨政府卻決定以記者編輯作為替罪羔羊。政府將這場群眾抗議事件歸因為匪諜煽動，國家安全局（1991）動員「所有在文教界工作同志」偵監後，認定到場瞭解的民眾日報編輯就是肇禍「匪諜」，他的上海新聞專校在台同學戴獨行（中華日報記者）、朱傳譽（國語日報編輯）、夏龢（中國廣播公司記者）、嚴仲熊（中央通訊社編輯）、李望（民本電台節目部主任）、席淡霞、陸靜珍等人就是共犯，他們的罪狀包括：「發掘貪污新聞，以暴露政府弱點，利用黃色新聞，瓦解我固有道德，隨時打擊我民心士氣」「報導新聞，故意利用錯字，…以淆亂視聽，為匪張目」（另可參考戴獨行，1998）。連錯字都可以成為匪諜罪證，可見當時編輯處境之艱難。

一九六五年的廖文毅事件則大異其趣。那年五月十四日，旅居日本十八年，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自居的台獨領袖廖文毅反正回台，這是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的最大政治勝利。在政府的督促下，各報無不卯足全勁來加以宣揚，聯合報只留三名記者處理一般新聞，其餘記者全部出動採訪廖文毅消息，還抽掉頭版和四版所有廣告，全版報導。編輯當然也就利用難得的寬裕版面，盡情刊登圖文、嘔心瀝血做題。這幾天報紙所用照片之多、所佔版面之大，比之今日報紙毫不遜色，而其標題之華美，更是極盡標題詩之能事：

例如：「識迷途未遠、覺今是昨非；廖文毅倦鳥知返，眾親朋額手稱慶！」、「漂泊遊子終歸來，寂寞門庭為君開，高堂老母沈痾起、迷惘老弟神智甦」、「往事幾縷煙、風雨一杯茶；廖博士圓山閒話」、「廿年遊子思家、那堪人在天涯；歸夢牽縈身如倦鳥、關心故鄉時常讀報」、「西螺掃徑迎歸人！昔時眾人默默、今日議論紛紛；寂寞梧桐院落、忽然喜氣盈門」、「東飄西泊倦遊人、斜風細雨弔荒墳；廖文毅返鄉掃墓」「諄諄祖訓教忠孝、懍然堂前愧姓廖；半生作為、說什麼好，未來歲月、一定記著」。

換言之，在劉自然事件，報紙迫於政治考慮，必須轉彎、必須噤聲；在廖文毅事件中，面對這個長年在海外搞台獨，新聞遭國內封鎖，沒幾個記者認識的人，報紙卻得在一天之間，四處向官員、政壇大老和廖文毅的故鄉雲林西螺鄉親打聽，拼湊出一個又一個「浪子回頭」故事，來強化政治宣傳（李世傑，1988：301-314；于衡，1971：167-176）。報大報小、報導角度全是政治。

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又是另一種故事。原為國民黨籍的省議員許信良脫黨競選桃園縣長，十一月十九日投票當天傳出選務人員做票舞弊，上萬群眾憤而包圍警察局、燒毀警車 。事件發生後，國民黨有關當局進行「新聞協調」，要求各媒體「淡化」這個消息（黃年編，1991b） 。

聯合報在事發後第一天只在三版以小小的三欄標題新聞處理這個二二八以來最大的群眾運動，標題說：「選務發生糾紛、中壢警局被焚；監察員惹是非收押偵訊、少數人逾法令人遺憾」，第二天登一個四欄題「中壢員警恢復值勤，警署追究肇事責任，檢討有無失當之處，許信良對此事表示難過和遺憾」、第三天登一封署名「桃園縣一農友」的投書「享受民主自由、應知珍惜」、第五天登署名「台大一學生」的投書「目睹中壢選舉不幸事件、很多學生為之痛心疾首」，第六天再登三封讀者投書，合併做題為「選舉爭執豈可火燒警局、中壢騷擾必須秉公處理」。

到了第七天，聯合報突然以三版全版報導事件始末，頭條標題說：「選務糾紛引起騷擾、中壢事件民主蒙污；雖屬偶發影響治安甚大、懲前（比必）後痛切記取教訓」，其他標題說：「選情熾熱謠言四起、追根究底惡少滋事；兩老投票、范姜指點引起糾紛，群眾附合、大家隨人捲到警局」、「扔石翻車燒房子、萬般忍耐不流血；人群聚集看熱鬧的多、冷靜處理事態未擴大」、「警察局長談實況、始終未使用武力，衝近指揮中心才用催淚瓦斯、江文國如受傷可能另有原因」、「抽樣訪當地民眾、憤懣滋事者過份，青年學生咸認此事不足為訓」，報導角度明顯偏向官方，但卻讓事件始末首度公諸於世。

在戒嚴統治下，如此公然違抗「新聞協調」是一件兇險的事。當時的聯合報桃園新聞召集人吳心白（1991）回憶說：「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儘管我們的新聞已絕對性的領先各報，……卻因當時政治環境不同，後續新聞一直沒有見報。但後來報社作了新的決定，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奉命：率領楊志強、邱傑兩兄弟於當天一早到報社，參加由張總編輯作錦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編輯組主任查仞千兄在內的五人專案小組，『關』在編輯部一個禁止任何人出入的房間裡，……把我們連日來所採訪蒐集的資料，全部在第二天聯合報第三版全版和桃園地方版見報」，當時的編輯查仞千（1991）也回憶說：「事件極端敏感，編採作業守密，遣詞用字，煞費周章，悄悄編好等待各版截稿才一次發排，報社各級長官紛紛前來『探班』，王董事長惕老在午夜一點多鐘親自到編輯部來看清樣」。

聯合報對中壢事件的報導，儘管遲了六天、儘管偏向官方，卻代表一九七○年代末期的新聞決策者，對政治情勢的回應方式已有不同，連出身總統官邸侍衛的王惕吾所辦報紙都開始試探新聞管制的底線、開始尋求局部的突破。這時代的編輯作為試探新聞禁區的先鋒，處境和二二八事件、劉自然事件時，已經大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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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原竟」是「中壢員警」的筆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