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與報紙編輯的改朝換代

——〈台灣報紙版面政治學初探〉第二節初稿（1945-1949）

台灣第一份報刊是一八八五年創刊的台灣府城教會報，由長老教會創辦，採用台語羅馬拼音文字，報導教會動態（潘賢模，1962）。第一份台灣人經營的日報則是一九三二年改版的台灣新民報，在日本統治下日出對開兩張，中文佔三分之二，日文三分之一，原稿需送審，不時被刪稿、抽稿，有時乾脆開天窗抗議；一九三七年新民報被迫改為全日文發行，四年後被迫改名興南新聞，一九四四年三月又被迫與另五家報紙合併為台灣新報（朱傳譽，1965；春原昭彥，1988）。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派李萬居接收台灣新報，改名台灣新生報，台灣報業自此進入國府統治時期。

國府接收台灣後，台灣人辦報熱潮湧現，單單一九四六年三月至九月半年期間，台北一地就有十家新報創刊，其他縣市也有五報創立（廖風德，1996），日治時代編輯也繼續活躍報壇（吳濁流，1988、1989）。然而，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五日的禁用日文政策，以及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卻讓通不過中文和政治考驗的老編輯黯然退出編輯室、甚至慘遭囚殺。

台灣受日本統治五十一年，終戰時日語普及率高達七十五％，三十歲以上的知識份子，懂漢文並會寫的，百人中還可以找出一兩個，但在三十歲以下的就幾乎找不到了（許雪姬，1991），當時報紙為此多半採取中日文並列，如新生報第一至三版中文、第四版日文（葉明勳，1957）。然而，國府接收剛滿一週年，亦即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五日，就宣布全面禁用日文，這讓當時剛學中文不久的台灣知識份子頓成文盲或半文盲（許雪姬，1991），當報社宣布：「有把握寫中文的才可留下來，不會的就說再見吧」時，日治時代就在報社打拼的老報人陷入困境，多數黯然離職，少數留下的也只能先把文稿寫成日文、再翻成中文（許雪姬，1992）。

沒想到隔年的二二八事件，讓少數通過語言考驗的台灣報人面對更嚴酷地政治試煉。二二八事件期間，全台十餘家報紙被封，多位記者慘遭捕殺：隸屬於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台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遭軍警毆打，總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AC1]以及幹部林界、邱金山、蘇憲章、王天賞慘遭槍殺；原名掃蕩報的軍系和平日報也因為刊登立委要求查辦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新聞而遭停刊、社長李上根失蹤、總編輯丁文治被陳儀下令追捕。其他遭到捕殺的報人包括民報社長林茂生，中外日報社長林忠賢，大明報總編輯馬銳籌、主筆王孚國、編輯陳遜桂、文野，重建日報社長蘇春喈，《人民導報》前後任社長宋斐如、王添燈等等，一時風聲鶴唳、萬馬齊喑（阮美姝，1992；李敖與陳境圳，1997；張炎憲與李筱峰，1989；李筱峰，1990；吳濁流，1988、1989）。

在這腥風血雨的巨變時代，最能反映新聞編輯處境、也最能展現版面政治學樣貌的案例，莫過於台灣新生報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報導文本。新生報是當時台灣第一大報，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媒體，隸屬於台灣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在三月十日前後，展現截然不同的報導角度和言論立場。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月廿七日下午，公賣局專員查緝走私香菸時，毆打菸販林江邁，引發群眾包圍抗議，專員混亂中開槍打死路人陳文溪更引爆民眾怒火，蔓延全台的二二八事件自此爆發。當晚九點左右，群眾前往新生報，要求據實報導緝菸血案，前日文版總編輯、時任副總編輯的吳金鍊7以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禁止為由回絕；群眾揚言放火，並開始拆報社招牌，社長李萬居出面答應報導，並恢復日文版（李筱峰，1990）。

二月廿八日的新生報將新聞登在第二版下方，三欄標題說：「查緝私煙肇禍、昨晚擊斃市民二名」，題小文少，並不顯著；三月一日新聞提到二版頭條位置，標題是：「查私煙槍傷人命案、當局已有妥善處置，對肇禍兇手決依法嚴辦、戒嚴令候秩序恢復解除」，只有官方說法；三月二日繼續用二版頭條報導，但新聞增為兩則，一則是「本市查緝私煙事件、長官廣播處理情形，戒嚴令自昨晚十二時解除」、另一則是「緝煙血案調查委會、推派代表謁陳長官，所提各項請求長官允予照辦、死傷撫卹金由區里鄰長具領」，雖有群眾代表出現，但還是官方觀點。不過，新生報三月一日的社論「延平路事件感言」指摘專賣局緝?人員違法帶槍、隨便開槍，要求嚴辦，並強調「政府要人民守法、政府本身就要先守法」，頗能就事論事。

在此同時，三月二日的新生報因為「因紙張奇缺」，宣布由對開一大張（四個版）縮小為半大張（兩個版），三月四日進一步由對開半大張縮小為四開半小張（兩個版），這可以反映亂局中物資供應的困難。

不過，報紙篇幅雖然遽縮，二二八新聞卻相對遽增，從三月四日起幾乎佔滿頭版全版和二版大部分，而且高度反映民眾的動向和意見。例如，三月四日頭條標題說：「二二八處委會改組首次會、決定積極維持治安、派員指責上司命令不行」，同時刊出肇事的六位專員照片，題為「二二八事件肇禍兇犯真像」；三月六日頭版刊出「各地士兵外出、均禁攜帶武器，柯參謀長答應處委要求」；三月七日頭版報導「上海輿論界咸表同情，並盼當局慎重處理」、二版刊出「慨解義囊，大有公司捐贈五十萬，藉充為處委會經費」；三月八日報導學生佔領台中機廠時，也以「台中機廠由學生警衛」簡單帶過，三月九日則在頭版報導憲兵司令張慕陶「願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調兵」。

然而，就在張慕陶「生命擔保」的新聞見報時，大軍已經來台，台灣新聞界浩劫來襲。三月十日新生報停刊一天，三月十一日復刊，頭條新聞就說：「深望全台同胞猛省、求合法合理的解決，蔣主席在中樞紀念週報告」、二版頭條說「本省再度宣佈戒嚴、完全為了保護同胞，國軍駐台係為消滅叛徒、長官昨日播告本省同胞」，這是二二八事件以來，新生報第一次以「叛徒」稱呼群眾。自此，新聞言論一百八十度轉彎，原本刊登「各地士兵外出均禁攜帶武器」，現在改為每日刊登「在戒嚴期間、民眾行動應行注意各事項，尋仇報復搶掠姦淫者槍決」，原本批評政府的社論，三月十八日轉而批評「若干含有毒素的報紙的負責人……一味暴露祖國的弱點」，認為報紙負責人和日治時代「獻媚敵人」的人是二二八的禍首、台灣的罪人，此後，這種批判媒體、批判民眾的社論連登了十九天。

更重要的是，三月十一日起，從新生報版面上再也看不到群眾的動態，只見官方聲明和每天重複的「在戒嚴期間、民眾行動應行注意各事項」，以及「聯合國將組遠東區重建會」等國際新聞。這顯示新聞受到嚴格控制，以致最重要的民眾活動和國軍鎮壓新聞，完全得不到報導。

三月九日前和十一日後的新生報，明明是同一家報紙，新聞、言論為何天差地遠。關鍵在於：三月八日下午四點，國軍分別從基隆和高雄登陸，南北兩路挺進鎮壓，九日展開全面性鎮壓，十日各報為此停刊一天，在此同時，新生報總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AC3]以及幹部林界、邱金山、蘇憲章、王天賞先後遭到捕殺（李筱峰，1989、1990）8，新生報總編輯改由少將擔任、總經理改由中將擔任（阮美姝，1992），連抗戰有功、擁有「同少將」軍階的社長李萬居都遭軍警毆打。當時擔任中央社台灣分社主任的葉明勳回憶說：他在事變後曾和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搭吉普車出外巡視，在空蕩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人影，路旁盡是屍體，卻連個收屍的人也沒有。（林照真，1991）

政治情勢和報館人事的逆轉讓留在崗位的編輯不得不改口，從稱呼公賣局專員為「兇犯」變成罵群眾「叛徒」、從報導民眾動向轉為只報官方消息、從批判政府轉而批判報人，生死大禍讓編輯不得不低頭。二二八事件後，全台只剩新生報一家報紙能夠營運9，但社長李萬居被迫離去，報館人事全非。兩年後，中央日報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自主管、編採、經理人員，以至工廠技工，全部由大陸遷來」（葉明勳，1957），台灣報業正式進入中國時代，日治時代發展出來的編報傳統隨著編輯一起走入歷史。

參考書目

1.朱傳譽（1965）：〈台灣革命報人林呈祿和他所辦的革命報刊〉。《報學》三卷五期，頁129-138。
2.吳濁流（1988）：《無花果》。台北：前衛出版社。
3.吳濁流（1989）：《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
4.李敖、陳境圳（1997）：《你不知道的二二八》。台北：新新聞。
5.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之〈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頁110-115；〈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頁30-143；〈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頁144-147。台北：自立晚報。
6.林照真（1991）：〈不容青史成灰，要為歷史見證〉。中國時報，2月1日。
7.春原昭彥著，劉明華譯（1988）：〈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報紙〉。中國大陸《新聞研究資料》第四十三輯，頁163-183。
8.張炎憲、李筱峰編（1989）：《二二八事件回憶集》之〈吳濁流的回憶〉，頁55-73；〈錢塘江的回憶〉，頁191-195；〈王康的回憶〉，頁197-232。台北縣：稻鄉。
9.許雪姬（1991）：〈台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第廿九卷第四期，頁155-184。
10.許雪姬（1992）：〈謝有用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三期〈二二八事件專號〉，頁181-196。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11.葉明勳（1957）：〈光復以來的台灣報業〉。《中央日報》三月十二日。
12. 廖風德（1996）：《台灣史探索》之〈台灣光復與媒體接收〉，頁313-368。台北：學生書局。
13.潘賢模（1962）：〈台灣初期的新聞事業〉。《報學》第二卷第十期，頁24-25。

（待續……）

Comments

[canup]

看到老師這個研究，
讓我想到幾個月前，
逛網路時，
印下來的一篇文章。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759

如果覺得看前面一大段很煩，
可以直接看三點結論與三點說明，
開口閉口我黨我黨，
真是服了。

[benla]

好文章要慢慢寫哦...不急、不急...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