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在民主選舉和國家危難中，應該提供完整、可信的訊息，促成理性、平等的對話，幫助公民和政府釐清情勢、做好決策。
這次的總統大選，泛藍和泛綠兩軍互揭醜聞，陳水扁和呂秀蓮在投票前一天遇刺，連戰和宋楚瑜在開票後拒絕接受選舉結果，民主選舉、國家安全、社會爭議相應而生，媒體能否幫助大家釐清情勢、做好決策攸關國家治亂。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媒體在陳呂遇刺前的表現荒腔走板，在陳呂遇刺當天和隔天的報導審慎理性，在連宋拒絕認輸並發動抗爭後，報紙保持審慎理性，電視則漸趨聳動激情、捕風捉影。
話說從頭。
近一兩年來，隨著投票日的接近，藍綠陣營的造勢活動和相互指控日趨頻繁和激烈，理應超然的媒體也隨著選情的激化而失去理性，新聞報導縱容放話、疏於查證，立論取材黨同伐異、各有所偏，不但無助於釐清情勢，反倒混淆視聽。
一、縱容放話、疏於查證：這次的大選醜聞多過政見，藍綠兩軍互接瘡疤，陳由豪、黃宗宏、梁柏薰等金融弊案涉嫌人任意放話，這些指控和放話很少提出直接、有力的證據，媒體卻不加查證、大力炒作。以陳由豪為例，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分析二月二日至三月一日主要報紙對陳由豪爆料新聞的處理，就發現三大問題：一、在應查證的新聞中，只有三成七經過確認、多達六成三未經查證；二、部份媒體大量引用「陳由豪友人」之類的匿名消息來源，未經查核就率爾報導；三、少數媒體放棄本身查證責任，大幅引用同業報導，甚至同業評論，藉此卸責，例如聯合報引述商業週刊的話，質疑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薪資之外的財富究竟是從何處冒出來」。
二、黨同伐異、各有所偏：媒體當然可以有立場，但立場應展現在社論之上，不應滲透到新聞之中，然而媒體在大選期間的新聞取材和報導手法卻帶有濃厚的黨派色彩。例如：三月十一日藍營指控吳淑珍炒股退佣一千七百萬、綠營指控連方瑀賣掉美國公司的說法是謊言，中國時報和自由時報同時報導兩則新聞，聯合報卻只登吳淑珍炒股傳言而不登連方瑀說謊疑案；又如：自由時報用將近二十個版面報導綠軍的「二二八手護台灣」活動，卻只用一個版面報導藍軍的「三一三換總統」遊行；再如：聯合報早在二月二十五日就完成對陳由豪的專訪，卻壓到三月一日報導，而且一登五個版，打擊綠軍二二八活動掀起的氣勢。不僅如此，英文台北時報總編輯公開挺綠，工商時報副社長則暗地刪改記者稿件、去綠取藍，客觀的報導者淪為黨派的啦啦隊。
三月十九日下午，兩顆子彈分別打中陳總統和呂副總統，國家進入非常時期，絕大多數的媒體立即放下激情，無論報紙或電視新聞，都能謹慎報導總統遇刺經過、健康情況、朝野反映、選情衝擊，對於陳文茜等人所提出的質疑和揣測，也在搭配官方說法後予以報導，多數的談話節目對於各種揣測性說法也要求提出證據，避免流言散播、擾亂人心。令人遺憾的是，當絕大多數媒體穩定大局時，中視卻反其道而行。中視在十九日晚上播出「當文茜遇上駭客」節目，陳文茜、趙少康、丁庭宇等名嘴接連對總統遇刺真實性提出質疑和揣測，當晚奇美醫院和國安局對相關疑點作了澄清，但中視仍在投票日當天凌晨和上午兩度重播這個節目，繼續散播傳言，令人痛心疾首。
三月二十日晚上，大選投票結果揭曉，中央選舉委員會宣布陳呂勝選，連宋拒絕接受，要求全面驗票、總統驗傷，新聞的焦點再次轉向。
在這個重大爭議中，報紙的表現可圈可點，對選舉結果和紛爭，大都能夠超越黨派、客觀報導、超然評析。例如傾向泛藍的聯合報呼籲連戰「尊重法律，由司法來解決政治難理的爭端」，傾向泛綠的自由時報強調「謙卑彌補裂痕、陳呂責無旁貸」。不僅如此，對於連宋訴求、群眾活動，以及政府回應、社會各界建言，也都有相當充分而平衡的報導，這些報導帶動了理性對話，幾個有助解決紛爭的方案漸漸浮現，報紙也藉由社論和特稿剖析各個方案的利弊得失，指出化解爭議的最佳策略。這些表現，充分發揮媒體釐清情勢、穩定人心、促進理性決策的功能，令人肅然起敬。
然而，電視的表現卻是狀況頻頻。先是在開票過程中不斷灌水，謊報開票數來騙取收視率。接著對刺扁案和抗爭活動的報導漸漸失控，主要問題有二：一、對抗議活動進行長時間的現場直播，未做過濾和剪輯，讓到場政治人物未經證實的指控和激情言論（如「不驗傷就驗屍」）瞬間傳遍全國，一方面激化泛藍群眾的情緒、另一方面激起泛綠群眾的憤怒，造成藍綠對峙不斷升高；二、部份新聞和談話節目廣邀政治人物、退休軍情人員、廣電名嘴，爭辯遇刺案真假、選舉公不公平，各種未經確認的揣測、指控滿天飛，不但無助於釐清情勢，反倒助長猜疑和對立。唯一的例外是公共電視，和報紙一樣穩健的報導事實、分析情勢、穩定大局。
筆者撰稿的此刻（三月二十六日上午），藍綠對立依然尖銳、群眾抗爭仍舊激昂、社會人心也還騷動不安，台灣能否以民主法治解決政治紛爭，能否從大選以來的激情對立走向和諧互諒，媒體的報導和評論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在國家安危治亂的關鍵時刻，期待媒體能夠超然中立，提供完整、可信的訊息，促成理性、平等的對話，幫助人民和政府化解兩極衝突、走上雙贏之路。
（本文發表於《司法改革》雙月刊第50期，2004年4月號，頁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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