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談編輯，太重視技術面，久而久之，匠氣日重，格局日小。
詹宏志在一九八七年，報禁開放前夕，寫過一篇「編輯的人格與風格」，展現不凡的視野。十六年後讀來，依然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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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人格與風格 （作者：詹宏志）
編輯是什麼?
他在一個社會裡究竟扮演著什麼角色?
我們應當怎樣看待他、期許他、評價他?
或者，在台灣這樣的處境與時刻，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編輯?
坐在編輯的工作桌前，我們看到他揮汗在修飾文稿，汰選圖片，構思標題，訂出給印刷廠的溝通指令;走進另一個辦公室，我們看到他和記者們正激烈地辯論議題的選擇、採訪的方向、以及寫作的體例。
然而，這些繽紛忙碌的景象，就是編輯的工作嗎?
以我的猜想，也是也不是。
編輯工作所呈現的成品，不管是一本書、一本雜誌、或其他形式，基本士都「負載著意義」;編輯工作不可能在動作中自足，它必須「追尋意義」。
編輯工作事實上從「我為什麼要編輯」就開始了，然後才會問「我要編什麼」，最後才進入「我要怎麼編」。
偉大的編輯是偉大的溝通者。他似乎是一個設計「對話情境」的人，人類社會如果通過各種人的關心與討論可以得到進步，編輯正是這些「關心與討論」的推銷員。
因為編輯工作的這個本質，一位編輯因而必須既積極又保守。積極的是他勇於介入一切議題，尋求對話的可能與真象的發現;保守的是他了解自己的橋樑角色，不專斷地以己見來代替討論。
當他認識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他才知道怎麼尋找緊迫的議題，發動一切編輯的溝通技術來「編」它。
就好像聖經上說的，如果一個人能說萬國的方言而沒有愛，也不過是敲的鈸響的鑼而已。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如呆一個編輯能編出萬般風情的印刷品，若沒有愛(或關切)，也只是浪費紙張危害森林罷了。
「方言」是一種工具，能說萬國的方言畢竟可以傳播福音於普天之下。編輯技術也是一種工具，握有技術也可以使人類溝通的理想情境成為事實。方言和編輯技術都是可以珍愛的，只要人們記得這些工具原來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存在。
對話是為了真理，可是惡權卻怕真理，因而設計對話環境的編輯一向是權勢在握者所不喜的。幾十年來的台灣環境，根本不能容納太好的編輯，更沒有任何誠實的編輯教育，我們找不到足夠的真編輯，我們也因而處在一個扭曲、混亂的對話情境中。
現在，報禁宣佈要開放了，雜誌書刊愈來愈多了，滿街都有人在尋找編輯，好像一個新的編輯時代要來了。
這個時候，我們要記得偉大的編輯是偉大的溝通者，他是因著愛而說方言的人。
這個時候，我們也要記得此地並沒有真正的編輯教育，不要相信新聞系、大傳系曾經訓練出屬於台灣的編輯，台灣的編輯是自學的。
這個時候，沈怡譯出一本討論編輯技術(也就是溝通技術)的專書，她提供給此時此地有志做編輯的知識人一個能說「方言」的機會，我們學得這些技術就有可能為台灣做更多的事。
這是我對全台灣的編輯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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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自：
詹宏志（1987）：〈編輯的人格與風格：序沈怡的譯著新書〉。收錄在沈怡譯《創意編輯》。台北：美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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